红军过滇：播革命火种促民族团结
这是7月23日拍摄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。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/摄
“军民鱼水情”，是个耳熟能详的一句话。连日来，记者奔赴祖国的西南边陲——云南省，一路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，听到最多、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句话。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，为这个词作出了最好的阐释，也赋予了它更多血脉相连、性命相托、民族团结的含义。
在敌军大部队的围追堵截下，1935年至1936年间，中央红军及红二、六军团先后辗转踏上这片红土地。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，云南有52个民族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（杂）居区。两路红军经过云南当时的33个县境，争取到了各族人民最大程度的支援和帮助，从而战胜了长征中的艰难困苦，最终走向胜利。
面对不同语言、不同生活习惯、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兄弟，红军何以能够赢得信任与支持，箪食壶浆迎送红军、义无反顾参加红军，甚至是舍生忘死保护红军、不顾危险救治红军？“模范的实际行动”和“严格遵行的民族、宗教政策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
红军过丽江，没放一枪，也没打一仗
红二、六军团长征过丽江时，当地有这样一句老话：“石头不能当枕头，汉人不能做朋友。”红军的到来，打破了这流传已久的俗语。
“军纪严明、待人和气、不扰民，是红军留给当地百姓的最初印象。”在丽江市七河镇东关村，76岁的纳西族老人和文戬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。
那是1936年4月24日，坐落在茶马古道上的东关村迎来了长征路上的红二军团。“这些战士，见人说话开口都是‘老表’、‘老板’地叫，和气得很。每到一地，他们都和群众主动攀谈，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抗日救亡的道理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。“村里人见了，都说这是支能成大事的队伍。”
和文戬说，刚进村时，村民并不了解这支队伍，大多不敢出门。随着了解的加深，第二天，来看红军的人便多了起来。而红军也做足了“功课”，遵循丽江人“见红有喜”的习俗，专门给所有马匹戴上了大红花，高高大大又喜气洋洋，场景很是壮观。
“红军很是艰苦，长途跋涉而来，军装大都在路上刮破了，但红色五角星帽子仍然都戴得工工整整，军容十分整齐。”为了不惊扰百姓，这支队伍不进村民家，都是露营在树林、田埂间，“所到之处，秋毫无犯”。
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却处处关怀百姓，给百姓以丰厚回馈。和文戬听老辈人讲，当时还有红军给村里的一个孕妇送了半条棉被。“太不容易了！红军本身就很艰苦，很多都是一条被子两个人盖、有的半条被子也是两个人，却给了孕妇半条被子，听说被子里还放有一些宣传标语。”
事实上，“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，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，把解决民族问题视为中国革命总问题的重要部分。”有专家研究指出，长征之前，党制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主张，为红军长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。
早在1934年11月，红军总政治部就作出《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》，指出：“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，都密切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之解决，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。”
“指示”提出了两个“必须”：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地位；各部队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，及必须的注意事项。当时制定的政策中，就包含“严格政治纪律，绝对不许对少数民族有任何骚扰……”“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，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……”等内容。
在这样的明确指引下，长征所过之地，与民族同胞的感人故事举不胜举：有群众煮了几个土豆送给红军，红军战士硬是放下了两块银元；有老人提出一桶井水，放在自家门口供红军饮用，喝水后，红军战士给桶里丢下一枚银元；在云南筹措的军用物资，红军也都是以高于市场数倍的价格购买……
红军在过云南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却树立了极高威信。“仅以丽江为例，红军没放一枪，也没打一仗，兵不刃血却实现了顺利挺进。”有史料记载并评价：在古今中外的战斗史中，这都称得上是一个奇迹。这段史实，后来还被称为是“红军熟练运用中华传统军事战略‘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’的经典战例”。
“不是我给红军带路，是红军给我带了路”
在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陈祖英看来，“这样的‘人和’，可以用几个字概括——即‘革命成果与百姓共享’。”她进一步解释：在云南一线长征中，红军打下21座县城，所到之处，无一不是开牢释囚、严惩地霸；体贴百姓，买卖公平；开仓济贫，秋毫无犯，并通过各种形式，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。“正是这样的作为，使红军与各族人民建立了休戚与共的感情，为长征胜利打下坚实基础。”
纳西族青年桑乐天，曾为红军做向导，带着红军一路北上渡过金沙江。但在1985年，72岁的桑乐天在为当时的丽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讲述历史时，却一再说明：“不是我带红军的路，而是红军为我带了路。”
那是1936年4月24日，被囚禁在丽江监狱的桑乐天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。这一天，红二军团来到大研镇。远远的，大牢里的桑乐天就听到了人喧马嘶声，一队佩戴枪支、帽缀红色五角星的人随后进入监狱。
“他们砸开牢门，将里面的人都放了。”据桑乐天的侄孙桑增光讲述：“我四爷爷家很穷，被有钱人欺负，含冤进的狱。红军来了，四爷爷被放出来。红军还带着理了发，发给每人一身衣裳和3块大洋做为回家的路费。
当天从牢里放出来的48人，都是和桑乐天一样的劳苦群众。对为他们带来新生的红军，纳西族民众感激不尽。得知红军即将北上抗日，抢渡金沙江前需要筹措粮草，大家纷纷出动，奔走相告。
很快，就召集到了34个裁缝师傅。他们带来17部缝纫机，为红军昼夜赶制衣帽、粮袋。有史料记载，有裁缝一晚上就赶制了37顶军帽、16条短裤，还有的两天两夜缝了280条米袋，186顶军帽，15条短裤。
“据四爷爷讲，当时缝制军帽最难的是剪红五星。”开始时，大家费尽心思，就是剪不出一个规则的。后来在红军指导下，慢慢掌握了要领，将布提前折叠，一剪子就出来好几个五角星。
当地的士绅、实业家也行动起来。到丽江时，红军手里只有云南地方货币——“滇票”，但渡过金沙江，进入藏区就不能在市面上使用。把剩下的滇币兑换成银元，成为红军的迫切需要。
丽江实业家牛翕夔知道后，立即找到商会成员，把有能力将滇票兑换成银元的商户都组织了起来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红军兑换了一包包被封得严严实实的银元，足有两大簸萁。
这样的命运相连、利益与共，使红军在云南的军事行动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鼎力配合。为帮助红军摆脱追击，抢占重要阵地，熟悉地形路况的当地群众主动带路，为红军赢得宝贵时间，争取了作战主动。金沙抢渡中，各族民众不顾反动政府的恐吓威胁，帮助红军寻找被藏匿的渡船，修复破损船只，或为红军扎制竹筏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在皎平渡、洪门渡、石鼓渡为红军划船的船工有73人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，打破因水流湍急、危险异常而形成的“金沙不夜渡”的传统，夜以继日，将红军摆渡过江，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。
在石鼓渡江时，因军马受惊，一只船失去平衡翻入江中，四五十名红军落水。船工彭老三掌舵的另一支木船，和撑筏赶来的当地青年尹学富，奋不顾身参与救援。在与冰冷的江水搏斗中，大家合力救出20多名战士，船工周长寿却在抢救过程中献出生命。
清真寺墙上的红军标语，见证民族团结
“长征过程中，党的民族政策也在不断进行修正。”陈祖英介绍，进入藏区后，红军更加强烈地意识到，这里的土司、头人、活佛、喇嘛等少数民族上层人士，多在当地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，“在号召群众方面，往往能起到很大作用。”
而在当时，红军虽然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，但却面临着更大的困难：高耸的雪山、无边的草地需要翻越，又是极寒气候，还有特殊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，都需要付出更大的力量搞好与当地各族民众的团结，以顺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。
进入藏区，红二、六军团召开“中甸会议”，确定了7项政治纪律。其中包括：严禁进驻喇嘛寺、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、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、严禁庄稼地里放骡马等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路走来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红军，明确作出“保护土司头人、小商贩的财产，藏民地区不打土豪”的规定。
“不仅制定，每一条政策都得到了严格执行。”有藏民同胞回忆，在云南，红军所经过的寺庙均得到了妥善保护，寺庙建筑物及经堂、经书、佛像等完好无损。进驻香格里拉后，红军还专门派出了人马，在喇嘛寺门前站岗放哨，不准红军战士随意到喇嘛寺游玩。
在居住着汉、回、彝、苗族等民族的柯渡镇，回辉村清真寺墙上的一条标语，至今讲述着红军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，使少数民族深受教育、鼓舞的故事。
当时，一名红军小战士误把猪肉带进了清真寺。红军首长知道后，带这名小战士登门，向寺里的阿訇赔礼道歉。随后，朱德总司令又亲自接见了清真寺的阿訇和部分回族群众。朱德不仅详细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，表达了“共产党、红军和回族人民心连心”的主张，还命令红军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了“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”的大幅标语。
在柯渡，部分红军住在清真寺里，寺里的掌教金阿訇热情接待了红军。两位红军干部到金阿訇家，询问了当地回族的生产生活及风俗情况，谈得十分亲热，金阿訇留两人吃饭，走时红军要交伙食费，金阿訇决意不收。
红军的言行深深感动了回民。其间，回族群众纷纷给红军送柴、送菜、送鸡蛋，还有老大妈连夜给红军打草鞋。红军要走了，许多人主动给红军带路，回族青年纷纷要求加入红军，有12个青年被红军收下，后来编成一个回民班参加长征。
红军走后，国民党到处搜捕红军留下的伤病员，强迫老百姓铲除红军标语。为保护寺里的标语，老阿訇和回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，想了许多办法。他们砍来烧柴顺着墙壁一层层堆起来，把标语全部遮住，才躲过了敌人的一次次搜查。
作为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标志，这条长10米、宽0.5米，共14字的标语完整保留到了今天，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。
“红军远征而来，又远征而去，一语一行对当地影响深远，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”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《历史的回响——长征的云南印记》一书中这样记述：在红军感召下，云南各族青年踊跃参军，为红军补充了新鲜血液，壮大了实力。在不少地方，出现了母亲送儿子、妻子送丈夫、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。
陆定一、贾拓夫到达陕北后，编写的《长征歌》也记载了这样的场景：“二月里来到扎西，部队改编好整齐，发展川南游击队，扩大红军三千几。”从云南参加红军的数千名优秀儿女，为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。